Author: Erik Huang
Date: 09-20-04 07:47
潮汕先民源流考述- 黄赞发
八、潮人主干--“福老”
在外地，如广州地区，人们常把潮汕话讹称为“学老”话。说是潮语难学，要学到老。其实，应是“福老”话。因为广州话“福”、“学”谐音，而潮语也确较为难学，所以以讹传讹，将“福老”说成“学老”。“福老”一词是用来指称由闽徙潮的中原汉族后裔，以别于潮汕土著。后来，潮汕一带的少数民族渐被汉化，“福老”就逐渐被用作潮人的泛称，或者说，用作讲潮汕话的人的泛称。因此，那些住在潮、梅地区交界处，既说潮汕话，又说客家话的人就称为“半福老”。
潮汕“福老”人，大多是因战乱或灾荒，从中原地区逃难南来，在福建定居之后，又辗转迁入潮汕的。翻开潮属各家的族谱，先世由闽入潮的比比皆是。如潮汕前七贤之一的王大宝，其先世就是唐未五代初，史称“俭约好礼”的闽王王审知。王审知的玄孙王坦由泉州迁漳浦，再迁饶平，最后定居于海阳（今潮安）。今汕头市升平区？浦翁氏（按：不是翁万达一系）的远祖，在元初编撰的《 浦翁氏族谱》上，一直追述至赐姓为翁的周昭王之子，这虽亘古难证，但所载第34代即已入闽，为唐代官至朝散大夫的翁轩；唐末翁轩的玄孙翁承赞做了闽王王审知的相；翁承赞之孙翁俊、翁杰，“来留于潮，俊居尖山，杰居 浦”，这些已不是荒渺之词。潮属各地黄氏多认峭山为始祖。峭山也“世居福建邵武”，宋初任江夏太守，至英宗时迁平章阁，侍制直学士，兼刑部尚书。明代的潮籍学者薛中离（名侃），其先祖薛兰，也是“闽之廉村人”，宋淳熙末年，“始迁于潮”，“卜居凤陇（今潮安薛陇）”。其他如海阳（潮安）著姓林氏，迁自泉州；海阳（潮安）秋溪陈氏，迁自晋江；澄海西门蔡氏，迁自兴化；澄海富沙和揭阳渔湖林氏，迁自福州；潮阳萧氏，迁自龙溪等等，均可为证。
“福老”人迁自莆田的尤多，比如潮阳黄氏、魏氏、惠来郑氏、方氏，海阳（潮安）丘氏等等，无不迁自莆田。《翁尚书墓志铭》载，翁万达之“先世居闽之莆田，有名雄者，徙潮？江里之举登村”，传至翁万达已是第七代。可见这位明代兵部尚书的祖籍也应是福建莆田，潮州仙都林氏的族谱上也明载着明代状元林大钦的先世同样迁自福建莆田。此外，唐宋潮州八贤的卢侗、张夔、刘允等，先世都是迁自莆田。力扶南明残局，最后献出了自己生命的郭之奇，其先世也是莆田人。清康熙年间的翰林佘志贞，其先世同样由莆田迁潮，创立月浦、渔州等村。开始“福老”人还有新族和旧族之分。旧族指迁自莆田者，新族指迁自漳、泉者，后来才逐渐混为一体，难以辨别。
在福建定居之后再辗转入潮的中原汉人，追溯渊源，主要是来自河南一带。在时间上可算始于晋朝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的八王之乱。唐林 《闽中记》就有“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避难入闽”。今福州又称晋安，泉州又称晋江，都由晋时南迁而得名。此后，隋、唐、南宋末年，也都有不少或以迁谪、仕宦占籍，或因避战乱逃荒而源源南来的中原士民。如薛侃的先世人闽之前为河南光州固始县人。唐玄宗年间，薛播任泉州刺史，后任晋江刺史而落籍福建。王大宝的先世闽王王审知，也是固始县人。唐末黄巢起义后，屠人王绪攻陷光州，王审邮、王审知兄弟随长兄王潮（固始县佐）几经转战而入闽。同时由固始入闽的还有潮汕望族庄氏的入闽始祖庄森。又如宋末丞相郑清芝，世居莆田，其先也为固始人。因其侄郑虎臣在漳州杀死奸相贾似道，皇上命郑清芝到闽南查案。郑虎臣自杀，四个儿子南逃避难。大子居饶平坂上村，二子居澄海程洋岗，三子居潮安里洋，四子居揭阳焦塘。郑清芝未能回朝复命，也随大侄孙隐居于坂上村。潮汕著姓陈氏，皆标榜为“颍川旧家”，说明也迁自河南。颍川始祖为东汉太邱长陈实，入潮始祖为宋末琼州太守陈懋基。元、明、清三代，南下的中原汉人为数更多。他们当中的部份人在福建或居数世，或短暂驻足，然后南迁徙居潮汕各地，并沿海岸线至海丰、惠阳、东莞，甚至直达雷州、海口。儋县天后宫，清初为福建会馆，可见“福老”人徙居海南岛，远在明代以前。
当然，秦、汉时中原士民已经开始迁住潮汕。除前述秦时的史禄屯戌士兵外，见于史籍记载的还有汉时的余善攻越士兵。据史载，汉武帝元鼎五年，余善从闽南以8000兵士随楼船将军击吕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理由而屯住揭阳。这是中原汉人经由福建从海路入潮的最早记载。其可信程度，也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或日，余善所率士兵，只能说是基本汉化了的闽越人。但这支军队屯住潮汕而成潮民，应是可信的。不过，真正大量入主潮汕的中原旧族，还是此后由闽辗转入潮的“福老”人。从隋唐开始，“福老”人就越来越成为潮汕人的主干。
九、“河老”考异
除"福老"外，潮汕汉族先民另一主干是“河老”人。
何谓“河老”？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漳 人与虞、汀、潮、循接壤杂处”，“常称城邑人为河老，谓自河南迁来，畏之。繇陈元光将卒始也”。这就是说“河老”人是直接由河南入潮定居的“中州之民”，始自唐初到潮、泉一带平“蛮僚”之乱的陈政，陈元光父子及其所带将卒。50年代出版的潮汕《新字典》、香港广泰书局印行的《潮汕新字典》都取顾炎武的说法来注释“河老”。
饶宗颐先生在40年代主编《潮州志》的时候，对“河老”人进行过一番考证，并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河老”的确是指直接（即不经由福建）来自中原一带的士民，也的确是始自陈政、陈元光父子及其将卒之入潮定居。但是，他认为所谓“河老”并非“河南老”，而是“河东老”。饶宗颐的这一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据记载，陈氏当年所带将卒共有二批，首批为陈政率领的5600名的府兵；第二批为陈敏、陈敷（陈政的二位兄长），所带援兵军校共计58姓。这就成为中原的旧族继秦朝谪戌和西汉余善所带8000兵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入潮定居。所以，将陈氏及其部众视为潮地汉人先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是没错的。但是，陈氏及其部众主要是河东人，而不是河南人，如陈氏本身就是河东人氏。河南《光州志》说元光为光州人，那是牵强之说。唐时光州不属河南，而属淮南。如果元光是光州人，为什么不称“淮老”呢？《揭阳县志》说元光“先世家颖川”，不悉何据；“先世”一词，也十分含糊。其实，早在唐朝时，林宝就在其所编的《元和姓纂》中载明：“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东人。”此后，宋朝朱翌《威惠庙记》也说：“陈元光，河东人。”
那么，河东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黄河河套以东的山西省。这在《辞海》、《辞源》里面都有明确的解释。如《辞海》的“河东”条说：“河东战国、秦、汉时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唐以后泛指今山西省”。《潮汕新字典》等字书将“河老”人释为来自河南东部，应是对“河东”一词的曲解。
此外，《漳州志》的陈政本传，还谈到陈政屯兵云霄，曾渡绥安溪。其母魏氏夫人捧清水而饮，深情地说：“此水如上党之清漳。”潮州大巷的《陈氏族谱》也谈及陈政在唐太宗时，曾率领五万精兵，攻取霍邑、临汾等地。上述上党、霍邑、临汾都属山西，足见陈氏父子与山西关系的密切，正是其为山西人的有力佐证。
根据唐朝就近征发，战时为兵，平时务农的府兵制，陈氏所率将卒，无疑也多为山西人。如陈政的副将许陶与陈元光的副将许天正父子，就是山西太原人。许氏族谱虽有“望出汝南”之说，但温廷敬已在《许申传》注解中指出：汝南许氏自许邵、许慎之后，已无所闻，仅存唯有太原一支。又据考证，许陶之父许克华，曾助李世民征讨临汾等地。可见，至迟在许天正的祖父辈，许氏即已定居山西了。近年，有专家认为，陈政、陈元光父子之部众不可能远自河东一带，万里迢迢，浩浩荡荡地带到闽南、粤东，因而疑为是就地招募之兵。 但考诸历代用兵，均是如此，秦、汉的伏波、楼船之师，就是例证。而且，唐初潮州一带人口稀少，充其量也不外4000多户，根本不可能招募到那么一支陈氏 大部队。即便为就地招募部分队伍，也应是以河东人为主体的中原移民。
唐代由河东入潮者，还不止是陈政、陈元光之将卒。如释维俨，本河东绛县人，抵潮阳西山师事惠照。东津刘氏，也世居河东，于唐末迁居于潮。
正由于山西人曾经大量徙居闽南和潮汕一带，所以山西方言与闽南方言多有相通之处。饶宗颐先生就曾指出；潮汕的特殊声b、g二音，就是出自mb,ng;mb,ng二音仅见于山西的归化、太谷、文水、兴县、平阳等地。这也可证明陈氏及其部将主要来自山西一省。
但这并不是说，“河老”人之中没有河南人，陈政、陈元光的部众就当有不少河南人。所以，确切地说，“河老”应是直接由中原入潮定居的河东（即山西）人以及河南人的统称；更不是说，入潮定居的“中州之民”没有河南人。如上面所述“福老”一系就以来自河南为多。由于唐代而后，潮汕汉人多迁自福建，所以河老一词也就逐渐混一于福老了。
十、勤俭重学的客家人
客家人与福老人一样，都是从中原辗转南下的汉族人。西晋末年五胡之乱，逼使中原汉人避难南徙，流离失籍，不得不托庇于大姓豪族门下，被称为佃客、浮客，意即没有独立户籍的浮寄户，有如当今的流动人口。东晋元帝时，因失籍托庇的增多，便诏以“给客”制度。唐宋时，簿籍上渐出现“客户”一词。然尚属广义称谓，非纯为今之客家民系专称。在长期的辗转迁徙过程中，这些客户逐渐形成一系，在语言特征与风俗习惯上，显然有别于当地上著和别的汉人系别。于是客家一词才广被应用，成为固定称谓。
客家人和潮汕人，或曰福老人虽同为中原南迁的汉人，但是由于迁徙路途相异，时间也先后不同，所以形成两系。从迁徙路线说，潮汕人主要由福建南部沿海岸线南移，故也称海系；客家人则多由江西和福建西南部山区向闽粤山地散布，故也称陆系。
在时间上，客家人入粤，也比潮汕人来得迟。客家南迁，最早的可追溯至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在大埔、梅县一带的五个“流人营”。时东晋王朝将东官郡分出义安郡，下辖六县，其中的义招县就是由此五营设立的。唐朝开元年间唐循忠在潮、虔、福间查检到三千余户“避役之民”，因而奏置汀州。这被认为是闽南、粤东的“客家之祖”。实际上，客家人大量南迁还要迟至北宋。唐朝的《元和郡县志》在记载程乡（今兴梅一带）户口时，还没有主客户之分。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所载户口，潮州还未有主客户之分，梅州则开始有主客户之分，但客家也仅有367户。而据《元丰九域志》所载，仅仅将近百年之后，梅州客户即已剧增至6548户，潮州客户更多达17770户。可见客家人的大量进入潮梅地区，当在宋代以后，无疑比潮汕人迟了一大步。客家之称 ，正是由此而来。当客家人大量入南迁之时，福老人早已入主潮汕多时。潮汕地区的平川沃土，以及水陆交通要塞，大多已为福老人所占据，所以姗姗来迟的客家人，不得不在潮汕的纵深地带，直至整个兴梅山区的穷山僻壤之中，艰苦奋斗，开发山区，建设山城。
关于客家人的形成时期，向来多依据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等著述，认定客家始自东晋汉人南迁，五代宋初形成。而近年有的专家则考定宋元年间客家入粤之前，生活在汀赣一带的客家人也不外是四五万人，所以认为客家应是在南宋之后才形成。迁入的时期主要也在南宋，而且人数并不很多，其民系的形成应是加进了大量的南方民 这一结论应是可信的。为此，客家人不但对潮汕人来说是“客”。而对于早已定居在山区地带的畲族来说，也是迟来了一步的“客”。在山区，客、畲接触频繁，加以山川间阻，礼俗语言不易变化，所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有特点的一系，而绝然迥异于本是同为中原后裔的潮汕人了。徐松石先生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说：“岭南各部族都有他们的特长。潮属人民刻苦耐劳，富冒险性。客家人民勤俭重学，富团结心”，的确恰到好处地说中了潮汕人和客家人的不同特点。
在封建社会里，不同民族的团结相处确非易事。客家人进入粤东山区之后，一开始就碰到了素以“强悍”见称的畲民，免不了有所争斗。山区畲民以盘、雷、蓝、第、赖为巨姓，客家人视为“五姓贼人”，甚至诅咒之“番刀自斩，番火自烧”，可见仇妒之深。畲族虽一度人数众多，但终因文化远不如来自中原的“勤俭重学，富团结心”的客家人，所以渐为客家所汉化。至明代初年，程乡由于畲民锐减，所以已没设置畲官，而潮州尚设畲官。可见，畲民在客家山区的汉化过程要比在潮州地区快得多。如前所述，凤凰山区的畲语近于客语，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于长期交错转徙，客家人与潮汕人在潮梅各地互为杂处，也逐渐混同了。据解放前的统计，梅、潮一带，只有大埔纯客家县，澄海纯福老县，所谓"大埔无福，澄海无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余潮梅各县，则都有福、客杂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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